热门标签

Telegram游戏群:《地方的逻辑:陶真人与近代湖南》:另一个湖南故事

时间:4周前   阅读:5

新2网址大全www.hg108.vip)实时更新发布最新最快最有效的新2网址和新2最新网址,包括新2手机网址,新2备用网址,皇冠最新网址,新2足球网址,新2网址大全。

在近代史的政治脉络中,湖南是一难以绕过的区域。自太平天国时代湘军骤兴,历戊戌维新、庚子事变、辛亥革命等“大事因缘”,直至民国肇造,湖南与晚清政治演化的轨迹,一直关联紧密。且这种关联并非惟有一面,如果说变法或革命中的湘人群体,还较偏向于清廷的“对手方”;那么新近研究揭出两江总督“非湘人不可”这一政治格局的存在与延续(韩策《清季“湘人江督格局”的终结与“北洋下南洋”的形成》,《史学月刊》2021年第8期),充分证明在清廷内部很长一段时间内,湘人亦具有不容小觑的势力,不止限于湘军时期。民国以降,时局板荡,政治形势变动剧烈乃至时有翻转,湖南地位相对下移。不过,民初湖南自治风潮、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等史事,仍是学界讨论甚多的课题。近代湖南的特殊地位令人着迷,不少学者因此入手研究,产出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(如刘泱泱主编《湖南通史·近代卷》,湖南出版社,1994;周秋光等主编《湖南社会史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,2013;彭先国《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》,岳麓书社,2001;王继平《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2;许顺富《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,2004;阳信生《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》,岳麓书社,2010;丁德昌《民初湖南省宪自治研究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1;张晶萍《近代“湘学观”的形成与嬗变研究》;裴士锋《湖南人与现代中国》,黄中宪译,谭伯牛校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5;藤谷浩悦《湖南省近代政治史研究》、汲古书院、2013,以及黄彰健、罗志田、杨念群、应星等学者的专题论文)。可以说,目前论著大致已描摹出近代湖南地方政治、社会的历史痕迹。在此基础上,如何进一步深入地方内部,书写更具细节性、整体感的历史并解释其脉络演变,在前人基础上真正有所推进,无疑是相关研究者难以回避的问题。庞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推出的新著《地方的逻辑:陶真人与近代湖南》(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),即可视作对这一问题的回应。值得一提的是,著者切入讨论的引子,仅仅是长沙榔梨地方神祇“陶真人”,与此前同类研究相较,着眼点可谓极其细微。这就不由得让人感到兴味:从陶真人入手,究竟能讲出怎样的湖南故事?

核心概念与学术史定位

陶真人,是长沙榔梨有名的地方神,因肉身不腐受到当地人崇拜。自咸、同年间多次得到清廷加封并列入祀典,直至1958年肉身被毁,陶真人信仰兴衰始终与区域社会变动相始终。庞著以陶真人为研究对象,即“试图在地方社会的脉络中,探究陶真人与湖南地方社会的发展与演变,呈现地方社会结构的内在机制与动力”。透过陶真人的“生命史”,发现“湖南的地方自主性在近代的生长、发展与演变。”(第1页)

长沙榔梨地区的卫星地图


“地方自主性”是全书多次出现的关键概念,著者对此有一解说,意为:“地方在参与公共事务或公共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自主程度”。具体而言,有以下几点内涵:(1)“地方”更多应作为社会性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来把握,其主体是地方上的人;(2)地方意识、地方认同和地方自治程度,是衡量地方自主性大小的主要指标;(3)地方是一开放性的概念,其边界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中加以理解,而与作为主体的“地方”相对,其客体可以看作是以国家之名义行使权力的王朝或中央政府。简言之,“地方自主性的研究,即从地方社会自身的发展脉络出发,用地方内部的眼光揭示地方自身的发展逻辑,进而探究地方社会空间的大小,重构地方历史”,这也是庞著标题“地方的逻辑”之意旨所在。

不难发现,这一概念实际依托于“国家与社会”的分析框架:社会(地方)的自主性,必须相对于国家干预而言,否则没有意义;而社会空间的扩充或收缩与国家干预的强弱变化,不说此消彼长,大致上也呈现负相关的交互。著者于此有清晰认知,其正是在梳理“国家控制论”“地方精英论”“第三领域”“权力的文化网络”等概念的基础上,尝试提出一个更具地方主体性与涵括感,能将地方精英之外的多元群体纳入考察范围的概念。

正因为此,该著的学术史定位,与以往近代湖南相关的社会史研究,很不相同。其先行研究述评,循三条学术进路展开。一是“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”方面,总结此前就我国华南、台湾、江南等地区展开的研究,主要有三种取向:

第一种是从民间信仰进入地方社会,发现国家在地方的历史;第二种是把关注点放在神明信仰的发展之上,聚焦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如何影响神明的变化;第三种是透过民间信仰观察地方社会的结构、组成、运行机制和发展情况。(第11页)著者以为,这些取向无所谓高低优劣,均可成为汲引的思想资源,而在地域与时段上,还可拓展相关研究的边界。

二是“近代中国的民间信仰研究”方面,认为学界关于“反迷信”问题的讨论,多在“国家”层面展开,尤其侧重国家主导的“反迷信”运动,深入的在地化研究亟待进行。

三是“湖南地方史”方面,此部分尤见著者之运思。其敏锐察觉到,革命史与现代化作为近代湖南地方史书写的两大经典范式,虽然“各有侧重,但都是以建设一个新中国/现代国家为旨归。国家的历史成为湖南地方史书写的主要出发点”,以国家为中心的叙述主导了地方史的书写。受国家话语干扰较小的地方文化或思想史论著,则多未能深入地方脉络之中,如下一段评论尤具针对性:

关于湖南地方性的研究,多从“湖湘文化”的精髓或者湖南人的性格来展开讨论。这类论著与其说是湖南历史的研究,不如说是当下对湖南文化的一种建构。(第23页)

而晚近出现的政治史路径下的“地方主义”研究与思想文化史路径下的“地方意识(认同)”研究,前者在“中央—地方”框架下展开,更注重省级政府与中央的关系;后者则着力讨论“认识”层面的塑造与建构。其实,基于“地方自主性”观察,在地方社会的“实践”层面,还存在广阔的研究空间。

可以说,著者关于前两种学术进路的讨论,更多还是理论与方法层面的观摩、对话,而后一种讨论,则真正触及当前湖南地方史研究的痛点,也使得其著具有深一层的学术史意义。

内容概要

本书凡4章,另有1篇附录。现有文献一般认为,陶真人的原型是东晋陶淡及其侄儿陶烜,距今1000多年。陶真人所在的庙宇被称为陶公庙,坐落于浏阳河畔临湘山上,亦被认为是“六朝古迹”。陶公庙地处长沙城东30里的榔梨市境内,陶公庙与榔梨市的关系,被形容为“因庙成集,因集成市”,即榔梨市的产生,得益于陶公庙的繁盛。第一章《解构与重构:陶真人及其与榔梨地方社会的关系》,基于历史文献、神话传说和田野调查等资料解构陈说,并重构陶真人与榔梨地方社会的历史脉络:榔梨市陶真人的兴起是因为其有肉身遗存,原型不能确指为谁。但在历史演进过程中,经士人构建,逐渐附会为东晋陶淡。榔梨市作为市镇出现于宋元之际,远早于陶公庙的出现时间。陶公庙会的形成,是当地商人为推动榔梨经济发展进行的创造。在地方宗族、商人和行会的共同经营下,陶公庙方成为榔梨市和长沙东乡地方社会的中心。

第二章《从“民祀”进入“祀典”:陶真人的发展与湖南地方力量的崛起(1852-1911)》论证陶真人由并无清朝法统承认的“民祀”进入国家祀典,实质象征着晚清湖南地方力量的崛起。爬梳文献,可知为陶真人(及与之相类的李真人)请封背后的推动力量,主要为湘军集团。通过在榔梨设局征收厘金、挪用陶李真人庙产等方式,湘军集团的筹饷人员介入榔梨地方内部,与陶李真人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其中很大一部分,不仅是陶李真人的信奉者,而且积极参与庙务。更关键的是,陶李真人还被视作湘军水师的保护神。由于这些因素叠加,陶李真人才能在湖南地方诸神中脱颖而出。与此同时,塑造地方神也成为湖南建构地方传统、寻求湖南认同的标志之一。

第三章《繁荣如何可能:陶真人与民国初年湖南的政治与社会(1912-1926)》通过报刊、方志和民间文献,勾勒出民初陶真人信仰更趋繁盛的景象,不过相伴随而来的,还有科学主义兴起后陶真人面临的“迷信”批判及庙产危机。通过一系列灵应故事的再创造与传播、庙产的再分配,这些危机得以一一化解。陶真人信仰之所以能迎来繁荣,除民众和社区支持外,还与陶真人的地方宗教化这一特殊情形有关。陶真人被吸纳入紫霞教的信仰体系之中,而紫霞教与湖南诸多军政要员,有着密切往来。更为重要的是,民国初年,地方政府严重依赖于地方社会力量,支持与推动陶真人信仰传播,实是统合社会、维护政权稳定的必要选择。在湖南地方自治的背景下,陶真人也被打造成为湖南省的保护神。

陶公庙,庞毅拍摄,2014年7月2日


陶公庙戏台,庞毅拍摄,2014年7月2日


第四章《由“盛”而“衰”:陶真人与湖南地方社会空间的嬗变(1926-1958)》,将研究时段继续后推,强调在国家管控加强之时,地方社会并非被动接受;相反,地方社会通过各种组织纽带来强化自身结构,并利用国家政策和时局等因素,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。1934年陶真人再次进城救灾,便是地方社会在多种合力下对国家控制的一次反弹。陶真人通过从“神”到“人”的身份转换,凭借船山学社和孔道学校等力量的支持,推出新编《临湘山志》,不仅重新找到合法性,还获得一定发展。1945年后,尽管国民党基层统治趋严,但因地方社会的应对与配合,陶真人仍有较大活动空间。新中国成立后,在一系列政治运动推动下,榔梨地方社会原有组织形态瓦解。“大跃进”期间,陶真人肉身被毁,标志着陶真人为中心的榔梨地方社会结构最终解体。

附录《城隍如何守城:善城隍与晚清湖南地方政治》由正文衍生,讨论的问题仍在全书脉络之内。该著第二章述及,湘军集团为陶真人请封,理由之一即为“咸丰二年,保护危城”。实际上,陶真人与护城无关,倒是善化城隍确因护城有功而被褒奖。在考察善城隍守城及敕封的来龙去脉后,著者发现,敕封的真正原因是安抚在战争中做出贡献的商民,以达到联合地方力量维护稳定之目的;而敕封行为的发生,缘于长沙民众的请求。地方神明能够成为地方政府解决地方问题的原因,与清王朝统治能力日渐式微有关,还依托于地方神明的内在发展以及社会力量的增强。

地方文献的着力发掘

,

Telegram游戏群www.tel8.vip)是一个Telegram群组分享平台。Telegram游戏群包括Telegram群成员导出、telegram群组索引、Telegram群组导航、新加坡telegram群组、telegram中文群组、telegram群组(其他)、Telegram 美国 群组、telegram群组爬虫、电报群 科学上网、小飞机 怎么 加 群、tg群等内容。Telegram游戏群为广大电报用户提供各种电报群组/电报频道/电报机器人导航服务。

,

早先的湖南地方史论著,习惯从人物、集团、阶层、思潮等角度处理问题。在草创阶段,从此入手勾勒脉络、描摹轮廓,为后续研究铺垫基石,当然是必要步骤,具有不容磨灭的学术贡献。实际上,这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,即早年相关史料的整理刊印,远不如今日之丰富齐备,尤其是地方史研究,相关史料不易支撑起较深入的细部讨论。

平心而论,就近年史料出版、信息交流的情况看,研究者搜集史料的难度较老辈已大大降低(特殊情况如档案保密等另当别论)。史料收集是否“竭泽而渔”,基本取决于研究者所下的功夫。庞著在这一方面用力特深。以口述史料为例,书中共征引26人的口述记录,受访者年龄均在63-93岁之间,可见著者是真正走进榔梨社会内部,与地方耆老深入交流。如果没有丰富的口述资料,仅凭地方档案,书中关于陶真人与1950年代地方社会结构变迁情形的论述,恐怕无法达到现有水准。

读者读毕全书,除陶真人之外,印象最深刻的,可能并非历史人物,反而是当代榔梨的地方文史研究者柳克文。著者在书中多次征引其《梨江旧事》《晚晴斋主自编年谱》《榔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》等论着手稿,在“后记”中,更细致交代了寻找柳克文的历程,内容稍长,但值得照录:

柳是一位非常熟悉榔梨的地方文史专家,在关于榔梨的文史资料中,他的文章出现最多。因此,拜会柳克文成为我的一大心愿。遗憾的是,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,没有发现柳的更多消息,一般得到的答复是柳已去世,或不知去向。在一次访谈中,一位老人告诉我柳克文的哥哥柳克武还在世。当我到了柳克武的住处时,得知柳克武已经去世,家也搬走了,但又知道了柳克武之女的下落。8月的长沙,骄阳似火,冒着炎炎烈日,我一路问一路找,终于见到了柳克武之女。当我把此行的目的告诉她时,才知柳克文确已去世,家也搬到了长沙市区。尽管不熟悉,但她还是把柳克文儿子柳若夫的电话告诉了我。几经联系,我终于见到了柳若夫,并与他一道到了柳克文去世前的住所,找到了柳克文遗留的手稿《梨江旧事》。(第323页)

其间甘苦,有过类似经历的研究者应深有体会。

还具启发意义的是,著者从《中华山水志丛刊》中发现了《临湘山志》《龙潭山志》等材料。就其引用情况看,此类文献中其实收录不少社会史史料。如陈达勋编《临湘山志》中就留有民国时期陶公庙庙产归属问题的判决书、批牍等公文,对深化讨论相当重要,提示学者在搜集史料时拓展思路、放宽视野。

《陶真人救劫经》书影,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


关系视角:史料解读的方法自觉

当然,史料的发掘与整理,是一永无止境的过程。历史学者的本分,一方面是尽可能多地发掘史料;另一方面,则是在目前史料掌握情况下,努力推动研究趋向深入。在理论层面,庞著提出“地方自主性”这一概念以进一步探讨中国的“国家与社会”,这是其得意之笔。我不懂理论,也无意介入“国家与社会”问题的相关讨论,对概念本身的学理价值无力评说。不过,这一概念强调地方史研究应从地方内部入手,努力把握“地方的逻辑”,不仅将地方官员、巨绅之外的历史群体带回历史,对研究风气的由“虚”入“实”也不无裨益。无论如何,从实处着手,把握历史主体的行动并加以阐释,逐步逼近历史本相,应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。

在史料解读层面,庞著也不乏精彩之处。比如,在探讨同治年间陶李真人何以得到清廷敕封时,著者引用了一份公呈名单,其中罗列了参与请封者姓名,共33人。一一考证,发现这些人主要是“湘军的后勤人员和幕僚”,换句话说,湘军集团推动了陶李真人的敕封。不止如此,著者仔细爬梳公呈人员间的人际网络,发现大致存在同僚、同年与联姻三种关系,如“徐棻、舒勋、黄瑜、张自牧和康阜等人,同属湖南东征局,有为湘军筹饷而获得保奖之事”,“徐棻、易卓、彭申甫均是道光十五年(1835)中举,有同年之谊”,“彭申甫的父亲彭永思是嘉庆十四年(1809)进士,与陶澍是儿女亲家,彭申甫娶了陶澍的三女儿,与贺熙龄之子贺珏、胡林翼是连襟”(第105、114页)。凡此种种,小处说是明晰公呈人员的人际关系,大处说,则对认识湘军集团的地方脉络,亦有助益。

何以湘军集团乐于抬高陶李真人的地位?很大程度上因为陶李真人为湘军水师的保护神。这一结论的得出,依赖于著者对两份李真人庙捐款单的留意。据捐款名录,相关人员均为湘军水师出身,而在榔梨的信仰体系中,陶李真人是高于周边龙王的“大神”,具有掌控风雨的神力。两相印证,这一问题基本解决。值得称道的是,著者的思考并未停留于此。其据《清史稿》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统计,发现自道光朝至同治朝,得到官方承认的湖南地方神祇数量一直呈递增态势,这一现象与湘军崛起、湖南地方力量的增强息息相关。陶李真人的崇拜故事,也应放在这条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。如此一来,研究的深度与关联性,便大大拓展了。这或是全书用力最深的部分。类似的解读在书中还有几处,像分析国民政府统治后期陶真人由“神”到“人”的形象重塑,著者仍细致考察了《临湘山志》主要撰者的身份,发现他们几乎皆为湖南船山学社的成员,由此入手解释相关问题。

在我看来,全书实际存在着一个方法论上的自觉,即关系视角。绪论结尾提到:“从根本上言,与其说陶真人是本书的研究对象,毋宁说其背后的‘人’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。具体而言,就是从陶真人背后的‘人’出发,从他们的行为和交往关系入手,把碎片化的材料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历史地图。”近有学者亦强调:从另一个角度看,仅仅限于“实体思维”,解决了“是什么”的问题还不够,还需要补充“关系思维”,将对象放到语境中、放到关系网络中、放到结构中去认识。追求的是“关系中的实体”“实体上的关系”,以关系思维统摄实体思维。(侯旭东:《什么是日常统治史》,第323页)

的确,独立的个人不足以成为历史行动者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历史真正的主题。在传统王朝政治史领域,关系视角的取径得到较好贯彻;但在地方政治史、社会史领域,仍嫌不足。事实上,对于地方史来说,关系视角的引入是完全必要的,因为这里存在着史料上的结构性困境。只要时段稍早,现存史料便不足以还原一个地方性人物的基本面貌,遑论把握其思想与行动。这是地方史研究无法克服的先天难题,而关系取径为破局提供了思路:我们虽然无法还原人物本身,但凭借关系视角,大致可以重构当时的社会网络,进而将面目模糊的个人置放到大概合适的位置,以此逼近地方社会的实况。

社会史与政治史的交界

虽然著者自认本书为一本地方社会史专著,但其中亦有相当篇幅涉及地方政治。或者说,地方政治与地方社会,本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,没有面貌完全单纯的政治史或社会史。而政治史与社会史的交界地带,或许是最值得着力之处。

第三章讨论说,1925年湖南水灾,省政府在迎请陶李真人、周公真人、它龙将军、湘乡易孝子等地方神祇进城救灾后,又非常怪异地从北京请来一位铁板将军。著者给出的解释是,“结合当时湖南省政局的变动,邀请北京的铁板将军来湘求雨,实际上是承认北京政府的一种宣言”(第198页)。这一思路,就将地方的社会与政治,乃至中央政局变化相勾连,也具备足够的解释力。

一些社会史进路的思索,对政治史研究也有启发。同章追寻民初陶真人信仰繁盛的因缘,注意到其时流行于湖南的民间教派紫霞教,进而发现,“紫霞教在当时不仅吸引了普通民众,而且时任军政要员也多参与其中。据《长沙市志》记载,湖南省政府委员毛炳文、专员张元富、军长贺耀祖、省会警察督察长杨重九等均参加了同心小补堂,并任堂内教长”(第192页)。而民国年间湖南的权势人物如省长赵恒惕、督军张敬尧、教育厅长曹典球,与紫霞教皆有密切往来。这样的历史因素,恰恰是地方政治史研究需要注意而常常忽视的。

赵恒惕,1880-1971


不过,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相互解释,有时亦存危险。与北洋政府时期陶李真人经常进城救灾形成对比,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七年间,湖南政府一直未请陶李真人入城。直至1934年全国性旱灾发生,何键政府方迎请陶李真人入城祈雨。对这一异常现象,著者以何键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加以解释,即何键大致有一与中央政府离心倾向加剧的过程,这一趋势至1934年达到顶峰,因此有当年的迎神祈雨发生。但当蒋介石着手消除西南割据状态时,何键又逐渐倒向妥协,在祈雨结束两个月后发表了“力辟迷信”的演讲以迎合中央。这样的论证稍嫌简略,其间存在若干逻辑缺环。首先,七年未迎请陶李真人,似应确定这七年间湖南是否有过旱灾,旱灾是否严重,尤其需要与存在迎神祈雨现象的年份进行比对。其次,承认何键有离心倾向,且这一倾向在1934年达到顶峰,那么,何以确知迎神祈雨这一行为,就一定存在与中央抗衡的意味,而不是顺应灾情及地方绅民之吁求?第三,如何判断何键批评迷信之演讲是其妥协态度的表达,而非与其个人思想或加强省政府统治权威等因素相关?总之,研究者需要警惕政治史逻辑对地方社会运作讨论的过度侵占,在论证过程中,注意因果关系构建的限度。

余论

全书以“地方自主性”串联,通过陶真人切入讨论湖南社会的地方生存空间,线索明确、眉目清楚,很有整体感。且著者视野广阔,行文中随时与既有研究对话,问题关怀并不限于湖南。在陶公庙庙产兴学危机中,即注意到地方庙董与学董实则意见一致,不能依据逻辑推理判断二者尽处于对立状态,很好诠释了历史的复杂性。但不可避免的,书中亦微有小疵。

前已述及,著者在史料搜集上下了相当功夫。或是受此影响,某些论述在史料使用上稍嫌芜杂。如第一章介绍“榔梨的市场”,所用史料上至1879年,下至当代口述访谈,这里或许仍有史料不足的限制,但至少应随文交代以晚出史料论证较早问题的可行性。

再是,就个人感受而言,著者行文干脆简洁,惟表述有时略显跳脱。其解释1934年迎神祈雨成为省政府选择原因,以“地方社会力量的强大”“地方社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机制”“地方士绅与政府官员间有着良好的沟通管道”(第213页)作为每段开头,似加数字以示顺序为宜。再如介绍《临湘山志》作者群体,涉及王寿慈的部分,径以“王寿慈的护教救世”(第233页)作为起首句,读者大概明白其意在概括全段,凸显内容。但如此一来,前后文气割裂,较影响阅读体验。此外,还有一些校对上的枝节问题,如170页脚注4《光绪朝东华录》编者朱寿朋误作“朱寿鹏”。

任何历史书写都是一种遮蔽。著者将过往未及注意的相关群体纳入考察范围,从独特的问题点切入,为我们讲述了另一个精彩的湖南故事。但不得不说,故事的舞台是以长沙为基础搭建的,“国家与社会”的构架之下,如何彰显地方与地方的联系,似乎又成了问题。不过,本书的完成,也只是著者湖南研究的第一步。

附记:本篇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老师、曾煜同学指正,又劳庞毅老师审阅,谨致谢意。黄兆楠在写作过程中时时鼓励,尤为感激。

,

皇冠最新登陆网址www.hg108.vip)实时更新发布最新最快的皇冠最新登陆代理线路网址、皇冠最新登陆会员线路网址、皇冠最新备用登录网址、皇冠最新手机版登录网址。

上一篇:Đánh bạcuy tín(www.84vng.com):中国新能源汽车“抢滩”欧洲

下一篇:Cách chơi game(www.vng.app):钜橡第三季税后净利年增61% EPS 0.46元

网友评论